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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统筹的杭州智慧

2018-10-26 14:23:26

城乡统筹的“杭州智慧”

城乡统筹有那些路径和方法?在现有体制框架下,除了“土地置换身份”等探索外,是否还有其他方法,可以缩短城乡差距,又能保证农民的切身利益?  2010年8月,浙江省杭州市设计出台了“区县协作”战略,把11个城区与5个下属的县市进行对口结合,建立了5个联动发展的协作组,并将下属的乡镇街道和党委政府部门全部打通,试图取得统筹发展的效果。  与“东西合作”等做法有着本质的不同,杭州的“区县协作”以市场需求为导向,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将城乡对立起来考虑的思维习惯,也改变了长期来单向的“输血式”帮扶,将政治任务和市场需求融会贯通,建立起了互利共赢的利益机制,解决了城乡统筹中动力不足、难以持续的“顽症”。  “三农”专家顾益康认为:杭州的“区县协作”,既是城乡统筹的重要路径,也是“三化同步”发展的重要抓手,对于创新城市发展模式,变城乡分割为城乡统一,实现真正意义上的“大城市”,具有突破性意义。  从“帮扶”到“协作”  杭州经济发展强劲,2010年全市财政总收入为1200多亿元,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.3万多元。但杭州经济发展很不平衡,一个是城乡之间不平衡,另一个是东西部之间不平衡。在杭州,东部是城区,也是平原;西部是农村,也是山区,发展的差异十分明显。有关资料显示:五县(市)面积占全市的81.5%多,人口占全市的37.2%,但生产总值则只占全市的20%,地方财政收入只占全市的12.9%。  为尽快弥补城乡之间的发展“短板”,杭州曾先后推出联乡结村、村企结对、低收入农户奔小康等举措,这些举措尽管有一定的收效,已实属不易,但因为浙江的财政体制是“省直管县”,城区与5县市“分灶吃饭”,互不相干,客观上决定了这些平台的设计,只是从道义和出发,而很少站在市场的角度考虑经济利益,执行起来自然事倍功半,难以有大的突破。 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互利双赢。只有找到双方的利益结合点,在制度层面建立起市场化的利益关系,让“政治任务”变成“市场行为”,合作双方风险共担,利益共沾,这样的合作才有“动力”,才可持续,才能事半功倍。  浙江省委常委、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分析认为,杭州城区的发展,已经进入高位运营:一方面,各种优质资源和生产要素高度集聚,辐射能力和溢出效应日趋增强;另一方面,随着竞争的加剧,发展机会越来越少,空间越来越逼仄。而杭州农村幅员辽阔,资源充足,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,且产业层次相对较低,服务业十分薄弱,各类公共服务及社会事业十分欠缺。杭州城乡之间的发展存在很强的互补性。  2010年8月,“区县协作”在杭州正式推出,原来互不相干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开始“抱团”发展。根据安排,杭州11个城区和5个下属县市挂钩结对,成为5个协作组,在产业共兴、资源共享、乡镇结对、干部挂职、环境共保等方面,开展全方位协作。5年内,每个协作组要共建2个产业集聚平台,城区要向对口县市转移产业项目投资20亿元以上。  以前,从城市往农村转移项目,往往是剃头挑子一头热:农村娶了城里的“媳妇”,自然是喜形于色;而城市把“女儿”嫁到农村,则常常“心有不甘”。 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的加快,5县市的用地指标本身入不敷出,越来越拮据。因此,城乡“联姻”增加了新的难度:除了城市方面推三阻四,农村方面也开始挑肥拣瘦。  为了同时解除双方的顾虑,杭州作出两条规定,一是设立统筹基金:杭州市财政每年新增10亿元,支持下属5个县市加快发展,各个城区同时设立专项基金,每年不低于3000万元,用于区县合作项目的前期筹备;二是税收分成:属于整体转移的高端产业项目,调减转出城区的体制上解基数;属于部分转移或设立分支机构的高端产业项目,地方财政收入由双方分配;产业协作基地产生的地区生产总值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,由市统计局和结对双方共商分成办法。  因为确立了利益连结机制,双方政府的协作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。他们共同搭建服务平台,不仅为企业投资积极牵线搭桥,还帮助企业开展前期筹备。一大批大项目由此快速签约,如桐庐县横村镇集镇改造、淳安县姜家镇下山移民集聚区、临安市昌化镇国内的坚果市场、建德市航头镇省级农业园区建设等。  据统计,截至目前,“区县协作”签约协作项目已经达到181个,总投资103.7922亿元,各城区的专项资金也已全部到位,总额2.79亿元。  从“产业协作”到“全面对接”  说到城乡统筹,许多人简单地理解为是城市对农村经济上的援助,因此设计的载体往往是局部的,以帮助农民提高收入为目标。事实上,农村发展到今天,社会结构、社会矛盾、发展重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农村所面临的,是错综复杂的综合性难题,牵涉到医疗卫生、文化教育、社会保障、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,要解决这“一揽子”的深层次问题,必须从“产业协作”开始,实行上下互动、左右协同,联动推进。如果将“产业协作”作为城乡统筹的全部内容,显然将在目标上发生偏差。  例如杭州的一些山区乡镇,近年来搞了许多“点对点”的帮扶,如来料加工、务工培训、定点招工等等,农民经济收入尽管有所提高,但各类公共服务严重不足,“看病难”、“读书难”等矛盾十分突出;另一些交通便利的工业强镇,尽管公共服务有比较充足的供给,但农民居住条件持续恶化,违章建房相当普遍。问题的根源,则在集镇布局,产业集聚、人口集聚。  “点对点”只能谋一域,“面对面”则谋全局;“产业协作”解决的是经济发展问题,“全面对接”解决的则是整体发展问题。  作为杭州城乡区域统筹的重要平台和创新性载体,“区县协作”一经推出,就在城乡之间建立起全方位对接的运行机制。这一机制以产业共建为前导,以社会各个领域的联动跟进为后续,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。在5个协作组下面,城区的街道和农村的乡镇全面结对,规划、党建、城管、教育、卫生、环保等各个部门一律纳入协作范畴。城乡之间所有的“经络”被全部打通。  萧山区与富阳市本是邻居,但以前“老死不相往来”。萧山的苗木产业全国首屈一指,但土地资源异常紧缺;但一墙之隔的富阳,农业产业层次相对较低,土地资源却相对丰富。“区县协作”后,举办了“萧山媒体看富阳”活动,发现两地在苗木产业发展上完全可以互补。萧山很快就在富阳建起了千亩苗木基地,业主们再也无需背井离乡,四处寻找机会。  花木产业的对接打开了两地全面协作的缺口。萧山和富阳发现,双方还有更大的协作空间。特别是在旅游资源开发上,大家各有优势,各有定位,存在高度的互补性,于是和另一个协作城区一起,推出了“会客在萧山、休闲在上城、运动在富阳”的旅游协作方案,每季推出萧山、上城千人团游富阳大型活动。  这种协作,始自产业,但并不以产业或经济的发展作为终目的。通过产业共建,建立起来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,所影响的是各个领域的改革和进步。“区县协作”领导小组副组长、杭州市委副书记王金财认为,随着改革的推进,城乡统筹的重心,越来越从经济的发展,延展到社会管理和民生问题。  洋溪街道位于建德新安江边,有5个行政村,一个社区;四季青街道位于江干区的钱塘江边,原是杭州的蔬菜基地,现为主城区之一,也有5个社区,一个合作社,正好一对一成为对接单位。  更巧的是,洋溪街道正处在一个“撤村建居”的转型当口,下一步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”、“村留用地使用”等等问题如何解决,心里都没有底。而四季青街道则已全部完成了“撤村建居”工作,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也于前些年全部结束。农民变成了市民,村民变成了股民。  正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”,对接单位在转型、转制过程中的办法及经验得失,如今都成了洋溪街道各社区和行政村的“活教材”。在这里,城市社区的管理和创新能力,对同样处在转型期的乡村,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洋溪街道傅副主任感慨:“撤村建居和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,关系到每一个村民的切身利益,来不得半点儿马虎,现在有了结对的单位,好比是为我们免费请来了一个老师,我们会少走很多的弯路。”  从“父子”到“兄弟”  今年9月8日,科技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一场推介会。令人不解的是,推介会上,余杭和临安的两个科技城联袂登场。  人们的不解自有道理。因为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和临安市的青山湖科技城尽管近在咫尺,但分属两地,本应“井水不犯河水”。“区县协作”将余杭和临安连在了一起,他们开始将两地的资源和发展定位等结合在一起进行通盘考虑。而后,双方抱团推介,既节约了大量人力、物力成本,又壮了声势,丰富了推介内容。  一直以来,说到城乡关系,人们总是习惯于站在城市的立场考虑问题,似乎城市和农村相互割裂,是两个独立的经济体。所谓的城乡互动,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“互通有无”的农产品进城,工业品下乡。所提出的产业“退二进三”、“梯度转移”,则明显把农村当作了城市的配角。  “区县协作”机制的推行,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城乡关系的新视角。人们发现,城乡统筹不仅是农村发展的需要,更是城市发展内在的需求。双方相互依存,不可或缺。  其实,像余杭和临安一样,一起联手搞推介的,在“区县协作”之后已经蔚然成风。如拱墅区与桐庐县抱团在西安联合召开投资环境推介会,一致对外招商引资;萧山、上城与富阳联合组团赴台湾推广三地旅游产品;而早在北京之前,余杭与临安已在武汉举办“2011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专题推介会”,将余杭西部板块与临安青山科技城作为一个整体对外推介。  联合推介的背后,反映的是城乡之间关系和角色的调整。“区县协作”领导小组副组长、杭州市副市长何关新点破其中奥秘:“以前各行其是,城市和乡村各走各的路,各算各的账,现在捆绑发展,考虑得多的,是如何整合资源,互利双赢。”一些基层干部的感受更直接、更形象,他们说,以前,城乡之间是“父子”关系,今天,变成了“兄弟”关系。  一些人们司空见惯的常规项目,在“区县协作”的大背景下,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。  “临安山货大卖场”是下城区和临安市的一个协作项目,面积3500平方米,即将在下城区开张营业。类似的农产品销售场所,在杭州数不胜数,但这个“大卖场”不仅规模大,而且经营管理模式与众不同。  下城区是浙江的商业区、商务区,各种国内外的商业活动极为活跃,集聚了大批商业人才,对商业模式的探索乐此不疲;而临安山清水秀,生态,所产农产品安全、环保,深受消费者喜爱。双方商定,以大卖场为龙头,建立一整套集品牌管理、生产基地管理、产品质量检测、追踪、仓储物流及市场分析预测、电子商务等内容的信息化系统。而在这个信息化系统的背后,则是一个从品牌运营到基地管理,从营销策划到仓储物流的人才精英团队。它的使命,除了一般的企业盈利以外,更重要的是试图形成一个以资本、品牌为核心,链接生产领域、流通领域,能带动农业产业升级、农民致富的、新型的商业模式。  从表面看,“大卖场”与别人大同小异,卖的都是农产品,但怎么卖农产品,却有了天壤之别。  下城区区委书记赵敏认为:“以前开大卖场,可能主要考虑保证城市居民的供应,今天,更注重站在统筹发展的高度,进行要素的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。”  据了解,上城区有100多家私募基金和风投企业,融资和投资能力巨大;江干区则为省内食品加工的重要基地,实力超群;西湖区的楼宇经济、拱墅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及异军突起的滨江区、萧山区、余杭区等等。这些林林总总的服务业、加工业,都需要一个相应的实业基础为支撑,而同一个杭州经济圈的5县(市),既是城市经济理想的腹地,也是城市经济新一轮对外扩张中仅存的一块“洼地”。一直以来,说起统筹,人们总是习惯于以签约了几个合作项目作为衡量标准。  (来源:农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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